大陸國產三級農村寡婦

電影中出現了兩次鮮花的片段：第一次是記者的司機等候批捕時偶然從路邊撿拾所得，第二次是導演和主角買來致謝原告的。兩處不經意的閑筆正好是像男主一樣底層人物的寫照，熱衷藝術卻無法逾越貧窮和階層，被遺棄路邊的鮮花總會被有心之人收集和欣賞，何嘗不是與落魄生活的一次和解；社會原本就存在這各種不公和弊端，如果不是這一次“假裝導演”的行騙，可能永遠不會有機會接觸到高墻內的雅居之人，庭審現場的紀錄片段同時也是主人公對自己內心的審視，他從電影中看到了自己，觀眾從電影里窺探了自身，或許我們每個人都是路邊廢棄的空罐空瓶，滾落在一個無人知道的角落，被社會踢走鞭踏，想觸摸原本不屬于自己身份之外的東西，不料鋃鐺入獄。普通人大抵難逃這兩種命運：像廢棄的空罐一樣useless，或者像散落路邊的野花一樣被嗅見芬芳重新撿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