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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影一點都不像張藝謀的手筆，反而像極了賈樟柯的作品。現實主義的鏡頭甚至逼近紀錄片的真實質感，把上世紀九十年代西北農村的粗礪、荒蠻展現得淋漓盡致，好像一陣風吹來都能進一嘴沙土。鞏俐把中國典型的農村婦女演活了，憨笨、粗重、倔犟，目不識丁，可是心中有自己樸素的價值尺度，一句“我只是要討個說法”就道出她執拗而剛硬的性情。村長所代表的是民間自發形成的鄉土道德秩序，“面子”很重要，“和氣”很重要，所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稀里糊涂的陳陳相因，把真正的是非曲折都遮蔽殆盡。秋菊像是一個天生覺醒的攪局者，代表著律令嚴明的現代法理體系，兩相對撞，便誕生了這部電影所表現的戲劇沖突。張藝謀著實很懂中國，他懂中國的農村，懂中國的女性，更懂中國的歷史與社會。時至今日，我們仍然無法徹底根除那個破敗閉塞的西北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