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干邊界

影片的輪廓依然是“說”的疊加，盡管阿莫多瓦電影從未有如此大量的正面鏡頭。它們使《痛苦與榮耀》從他慣常的敘事口吻中分化出來，主線的人物時常冷峻地以伯格曼式的舞臺藝術模式存在，隔絕直接體驗的深入，轉而引導關注觀眾“說”的動作；而“說”的內容則前所未有地弱化，即使仍會有爛俗的段落提供些許共情的發生，也更多地來自語氣而非語義。只有克魯茲仍維持著我們所熟知的阿莫多瓦電影的表演方式，當這種表演模式從他從前那些不斷裹挾的敘事涌流中抽離出來時，她依此建構起一整個運動機制與主線截然不同的空間，也因此，影片構成并非是扭轉式的，而僅僅是利用結構完成了空間的聯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