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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痛的是兄妹倆的“無人知曉”，貧窮，被遺棄在人口統計的盲區，與世界產生價值關聯的方式是成為一個犯罪團伙的下線，甚至對“犯罪”的概念也缺乏足夠的認知，與此相對應的是文明馴化的切斷，住所的清潔、衣物的條理、必要的餐桌禮儀，人際關系中的尊重，一切都是空白，連一個被視為綁票的小學生也成了隔絕的未開化的村落里文明的普羅米修斯。文明與罪惡互為支撐，構成了社會共同體中一對永恒的矛盾，而城鎮的熙攘又與碧綠的菜畦之上托起的鮮麗的晚霞形成刺目的對照，田園牧野更像是一種畸形的諷刺，怪異而夸張，猶如毒素的堆積。人心本該去撫平這一切的，人的憐憫、溫柔和共情，試圖去撫平一切斑痕，而文明馴化卻以背叛而告終，綁匪與綁票的默契并不成立，正如貧富的身份對調并不會加深彼此的理解，代表富人階層的綁票充其量發揮了實力派的狡黠的演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