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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于還是從辦學問題的討論轉向了路線問題的討論。民眾半自發式的運動是以最高領袖的名義展開的，然而黨內的大區專員卻是反動分子。這一方面是特定時期的具體隱喻，另一方面也足以看到“欽差大臣”的轉變：從篡改變言的奸臣反賊轉化成了持尚方寶劍的天子代言人。 地方與上級的關系在這里顯得尤為重要，一所共大的校長可以在思想上絕對正確，但若沒有那張“絕對正確”的批語，結果恐怕會非常慘痛吧。“弒父”的小妹和投機分子同學對反動老革命的再次批判是最后的“正確”選擇，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積極正確的詞語本身并不能代表決策本身的好惡。 時代，它在變。人，也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