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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Pont頒獎的第二天在CJS放了這部電影，還請到了包括導演在內的大半個制作組。很驚訝導演本人是完全不會講俄語的；而從故事性的角度，這無疑是一部工整的、事件和人物本身的故事性和新聞性拉到滿級的紀錄片，或者說，是傳記片。在放映結束前導演說有一個好消息是那個半夜被鬧醒然后說漏整個計劃的FSB科學家的名字在一份西伯利亞地區的新冠陽性名單上出現——“至少他到那時還活著。”（發出爆笑）或許我們就是生活在一個充滿著政治演員和黑色幽默的世界，異見領袖可以死里逃生，愚蠢殺手也能用西伯利亞挖土豆的活刑來交換在普遍認知里“被解決”的必然結局。